瘟疫下的西非徒步和徒步后的苏州青年
很快，四个军警开冲锋车来了，他们穿制服、戴钢盔，每人端一支 AK47（鲁佳斌强调「就是 AK47」），很友好地把我请上了车 —— 我甚至觉得这是旅行中最威风的时刻了。先回到附近的警察局，之后我又被送到大巴车站，坐上了返回巴马科的车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滞留在了这里，开始了望不到头的非洲生活。
故事是从毛里塔尼亚开始的。我在一位法国大叔开的青年旅店里过了十几天平静的日子，店里有一只叫 Mike 的黄狗，我每天买肉给他吃，对着它练习法语，或者做做饭、看看电影。我还不知道我的下一站，塞内加尔，即将取消对中国人的免签政策。
出发去塞内加尔那天，天气一如既往地晴，而且热。两国的边界是塞内加尔河，很宽阔，像长江，但水流平缓。我从毛里塔尼亚出关，登上界河渡轮，五分钟后到达塞内加尔。渡轮像一块漂浮的木板，四周有护栏，能载两辆大卡车。卡车开上去，人们再上船，填满甲板上的缝隙。非洲妇女戴着花花绿绿的头巾，河水是青色的，天很蓝。
景色很美好，现实却残酷。在塞内加尔，海关告诉我现在对中国人的免签政策取消了，要我回去。我又折返河的另一边，毛里塔尼亚海关以我「已经离境」为由不再接受我入关，让我重新办签证。这一天里，我来来回回坐了四趟渡轮，白花了几十欧元的签证费，第二天凌晨又回到了我出发时的旅馆。
一周后我终于重新办好签证。接下来 —— 我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那一天，机场停航了。达喀尔是西非公共交通的中心，机场停航意味着所有的航班都不飞了。非洲国家开始封国。
我在塞内加尔住了十几天，越来越觉得必须离开这个地方，一定要往东走。如果一路走回中国，路程是两万公里左右，坐大巴的话，一个多月也就到了。那时我还很乐观。
3 月 26 号，我离开小旅馆，老板娘说，离开了就不能再回来了，我说好。我走到大巴车站，发现警察围在四周，封锁了。本来打算先出城，看能否打车或者搭（便）车，结果都没有。
于是我的徒步之旅开始了。我七八点就出了门，气温还算低，也有 30 几（摄氏）度，并且很快就升温了。3 月，阳光以 90 度直角射向赤道附近的地面，柏油路被烤得发烫，穿鞋走在上面都能感到热。
非洲的热，是燥热，而且亮得耀眼。几周之前，我在撒哈拉逛了一天，走进室内的感觉是：突然两眼一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另外一个印象是苍蝇。第一天到达摩洛哥，我在街边摊想买一块蛋糕，抬眼看到另一块上面趴着苍蝇。我没买。现在我天天吃街边摊，烤鸡、烤鱼、没有牛肉的牛肉酱盖饭，反正都有苍蝇，我已经无所谓了。
离开达喀尔市区之后，我走在公路上，两边是红色的泥土地，冒出一丛丛灌木，还有巨大的猴面包树。村子附近，不时有山羊或牛群被农民赶着走过，没人的地方能看到野驴和野牛。我有时候无奈地想，我来非洲是看野生动物大迁徙的，现在就只看到野驴和野牛。
那时我还抱有幻想，觉得自己总能到达肯尼亚，看动物大迁徙。即使在徒步最累的那几天，我也是有希望的。直到抵达马里后，在肯尼亚的人告诉我，为了防控疫情，当地人把路挖断了。我彻底意识到不可能了。
徒步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痛苦。走路的时候你只要保持固定的节奏，机械地往前走。我骑车去西藏的时候，每次上坡都感到绝望，下坡又很轻松。走路没有这种起伏。与之对应的是头脑的空闲。我总在不停地想，想苏州家里的小笼包、小龙虾和啤酒，想吃中国的烧烤 —— 非洲的烧烤好难吃。我想到我当兵的时候，和战友一起受过的苦，被罚蹲姿一个小时。也想到我朋友很多的那些日子，讲故事有人听，吹牛有人陪我。
第一天我走了 50 公里，打车 20 多公里，到了海边的一个小镇。第二天我继续向东，在路上遇到一位加纳来的朋友。他四十多岁，没有结过婚，父母都不在了。他本想徒步从加纳去摩洛哥，两千多公里路，再从摩洛哥继续北上去法国打工，但因为签证问题又从摩洛哥折返。
这天他要到附近的村子找一位包工头打工，每天工资 1000 西非法郎，换成人民币大约 12 块钱。他没有手机，只是听说包工头在那里，便去了。到达之后，村里人说包工头不在，他就又返回。我和他道别，给了他 1000（西非）法郎。
下午，我打到一辆摩托车，我徒步的这一路都有摩托车揽客。他们开的价格是给当地人的 20 倍。我后来想，也许是因为我拿出一部 iPhone 8，用计算器和他们讲价。虽然手机破破烂烂，钢化膜裂了，缝里全是泥垢，但他们就会因此认为我是有钱人，就要宰我。
这位骑手开的价格还算合理，我就上车了。骑手戴着头盔，我没有，我紧抱着他的腰，眼看着码表一路飙升到每小时 90 公里。这是双向两车道的公路，路上来往的都是大货车，货车也开得快，带着一阵风墙从我们身边驶过，「嗖」一声，我就感到车身一歪，骑手握着车把回正。我大喊「Slow！Slow！」 他稍稍降到 85，一会儿又飚起来了。摩托车窄小的轮胎在滚烫的柏油路上冲浪，我全身颤抖。
车手把我送到一个村子。傍晚的天空是紫色的，已经到了出星星的时候，一辆皮卡停在我旁边，司机说他要去卡洛克，正是我的目的地。我很高兴，一路和他聊天，听他在 Whatsapp 里和女朋友吵架，我开玩笑地劝他，下一个女朋友会更好的。
这一路我要感谢的人很多，这位司机，还有后来的许多人。卡洛克宵禁了，无处住宿，我只好睡在马路边一辆报废出租车的引擎盖上。另一位卡车司机看到，给了我垫子和毯子。非洲蚊子肆虐，隔着毯子也能咬到我，我一夜没有睡着。卡车司机要去的方向和我相反，他说第二天可以帮我联系朋友送一程。
第三天，我又搭上一辆货车。司机本来从马里运了一车羊毛去塞内加尔，因为天气太热，着火烧掉了，他只好返回，遇到了要去马里的我。他遇到了磨难，仍然不失帮助我的心。我在非洲这几个月，常常遇到宰客的人，或者很不友好的人 —— 因为我是中国人就不卖东西给我，或者在路上对我竖中指，喊「Coronavirus」。最终是这些热情的司机让我对非洲人的印象大为改观。
沿途都有检查岗，我只能躲在货车的车厢里。后来要入境马里，我坚持合法入境，但司机让我躲在货车驾驶座后面，用被子把我盖起来应对检查。后来我知道，马里已经封锁边境，只有这样我才不会被遣返。我在非洲完成了一次偷渡。
整个旅途中，疫情的影响其实一直都在。我进了许多次机场「小黑屋」，接受询问和检查。在从乌克兰到白俄罗斯的大巴上，我被军警带走，接受了核酸检测。
白俄罗斯的旅馆里，我遇到一位前上海疾控中心的老大爷，他给我讲病毒随着代际传播，毒性会减弱。但他又说我不该贸然出来旅行，看起来他很害怕我，一直离我远远的。后来还遇到一位沈阳小哥，在电话里说：我有 20 万口罩在俄罗斯！什么？比特币交易？他想邀请我去喝酒，我怕被灌醉，拒绝了。临走时，他塞给我两包方便面。
2 月 7 号，我在俄罗斯摩尔曼斯克机场，看到李文亮去世的消息，眼泪一下就出来了。翻他的微博，越翻就越难过。他在微博转发了汽车的抽奖，大家说，等他病好了，帮他买车。我哭到流鼻涕，一旁候机的人看到我吸鼻涕，可能以为我生病了，纷纷戴上了口罩。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再看相关的消息，想起来就想哭。
但在那之后，我渐渐不再关注国内的疫情消息了。那些付出了实际工作的医护、工人，甚至拿不到工资，而最终得到赞美和荣誉的却不是他们。这不合理。
自从核酸检测之后，我也不再担心自己会感染，我觉得我前进的速度够快，一定能跑过病毒。一路上我没生过病，只在到达非洲之后几次因为食物原因拉肚子。我也从来不会准备药，之前的旅行中，我带过防蛇的（药）、蚊帐、帐篷之类，但完全是累赘。实际情况是：你什么情况都不可能遇到。即便在非洲草原徒步，路边也有卖水的、卖芒果的，我不担心。
我的行李重量主要来自数码产品：单反、定焦镜头、变焦镜头、闪光灯、电脑、充电器、耳机，其他的有洗漱用品、刮胡刀、毛巾，换洗的内裤袜子、护照、电话卡、矿泉水。除了必备的几件，我几乎不带换洗的衣服，脏了就洗，实在太脏就扔掉买新的。
在非洲，我乘坐过的交通工具种类非常丰富，首先是各式各样的大巴：好一些的，有中国产的宇通客车、金龙客车，破一点的大巴不知道什么牌子，半夜在街边抛锚。还有感觉开了几十年的标致 505，座椅是木头板凳，六座车挤 11 个人，所有人的头都歪着。然后就是突突车、摩托车，我还坐过路边村民的驴车。
另外一种感觉是，西非有一种其他地方没有的统一。出租车都是一款老式的奔驰，黑车都是标致的同一款，人们穿着黄的、绿的衣服，看起来也差不多。整个西非地区原来都是法国的殖民地，都说法语，建筑风格差不多，货币也统一。连国境线都是横平竖直的，没有什么地域冲突，就是两国一划，这儿是我的，那儿是你的。
徒步四天后我终于抵达了马里首都巴马科，一位中国朋友带我到一家韩餐馆吃饭住宿。老板娘第一眼看到我，眼里满是嫌弃。在非洲大草原上徒步了四天，我本来已经对自己的外在浑然不觉了，这个眼神让我感到很没面子。我立即出门花一百块钱（人民币）买了一套新衣服，把已经变成棕黑色的白 T 恤衫扔了。那是我从摩洛哥马拉喀什广场上花 20 块买。
韩餐馆的住宿条件很好，我在这里写完了毕业论文初稿。我现在非常渴望舒适的旅行体验，不受苦不受累，住在爱琴海边的海景房，出门钓钓鱼、晒晒太阳。
我在撒哈拉的时候，非洲疫情还不严重，我坐着空调大巴，一边是碧波大海，一边是沙漠，巨大的月亮挂在天上 —— 那时怎么会有乡愁呢？怎么会想家呢？只有现在，我被困在这里，每天吃没有味道的烤鸡、烤鱼，吃得腻了，才会想家。
18 岁那年，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，自己从南京去黄山。出门在外，很多人说你很年轻，你很有为，但说着说着，他们又开始说你很年轻，你很幼稚。我后来开始努力把自己打造得成熟，我说我干了很多工作，在电脑城卖电脑、送外卖、在工地搬过砖，以此和别人吹牛。但这种迎合是永无止境的。我说我四处旅行，他们说你没有为国报效；我说我当过两年兵，退伍了，他们说你没有好好为国服役。
我很明白一点，人只要发言必被消费 —— 只要产生信息，就会产生消费。就像你发关于我的文章其实也是在消费我，我自己发某个主题的照片或文字，也是「造梗」然后消费自己。这些「梗」，某种程度上是绑架了我自己，有了人设，也就有了束缚。
在黄山的青年旅社，我遇到一位单车骑手，在圈子里很有名，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。后来我骑行去了西藏。那时我追求苦行 —— 接受苦难，用痛苦净化灵魂之类的概念。我父亲是基督徒，讲究「原罪」，一直身体力行「人一生就需要吃苦」。我大学时骑行去西藏，受各种苦，折磨自己，也以为就能「赎罪」。后来我越走越远，越来越发现那种想法好幼稚。
我还是认为骑行去西藏是有意义的，但不是通过骑行明白苦难的意义，而是通过吃苦明白平凡生活的意义。旅行的目的是接受新的文化、新的知识，去探索这个世界，而不是什么净化灵魂。
旅行让我这几年迅速地改变了。现在回忆起当兵的两年，我觉得我在浪费人生，「为人民浪费青春」。十八九岁，人生中最重要的两年，很多时间我都觉得痛苦。但好处是，我明白我不能再吃苦了，不能再折腾下去了，我要好好过日子。我发现，很多集体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，那些夸奖、赞美、表彰，不是我所追求的。
我开始更注重人，我遇到的人，真正帮助过我的人。我的父母其实至今不能理解我追求的旅行的意义，但他们一直支持我。很矛盾的是，他们反对我远行、反对我读研究生，看起来他们什么都反对，却又无条件为我提供支持。这种爱是无私的爱。
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旅行是随意的。大部分地标景点我都不会去，我更愿意不断认识新的人，吹新的牛，收集新的故事，然后转化成自己人生的一部分。就像吃下去的米饭，虽然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长在了我们的身体里面。
我们为什么报道鲁佳斌？
不是因为围绕他甚嚣尘上的讨论 —— 一个意外闯入公共视野的年轻人，他过往的言论和行为，免不了经受一轮显微镜式的扫描。也不是因为「西非徒步」这一略显鲁莽的举动能带来多少阅读上的猎奇感。我们报道鲁佳斌，是为了解决一些困惑：天降横祸时，人怎么做选择？又如何消化自己的选择？一个宏大的目标在遭遇中断后还成立吗？人到底是不是目标的奴隶？
具体到鲁佳斌身上，人的不自量力和无可奈何有什么区别？经此一「役」，他环球旅行的初衷又被稀释到了什么程度？
这个故事中的一个细节或许能提供一点答案。
一个没有现代通信工具的加纳中年男人，从自己的家乡出发，试图在另一个国度找到立锥之地 —— 以步行的方式。当现实拒绝了他的「谋生梦」，他只能徒步折返。他靠道听途说寻觅打短工的机会，一切实证都有赖于双脚；活不活得下去，也取决于这双脚还能跋涉多久。
此刻，祖国和另一个国度都成了空。这样的跋涉，让他失去了一切身份。
所幸鲁佳斌不必面对这样的局面。而鲁佳斌也多多少少面对着这样的局面。